手足口病症状初期图片及痒痛表现详解

——忠告暴发户懂得知足。

你想想，那个时候涉及了几十个部委的动作，涉及到的人数我没有详细的数字，估计起码有好几万人，这么大的改革，需要很大的魄力。当时组织上让我去找高严（时任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）谈过一次，他没有当着我的面说不同意或者表现出对改革有抵触，但只寒暄了几句就推说身体有病，让别人和我谈。

我曾陪同领导同志去浙江省电力局参观过，我也向电力系统的其他单位介绍浙江的做法，试图推广。例如香港华润、台湾地区的台塑，煤炭行业的神华、同煤集团，民营的协鑫、珠江，地方投资主体的河北建投、江苏国信等都办了一些电厂。二滩水电站的建成正好是我国经济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的低谷时期，那个时候电力的需求并不是非常旺盛，二滩的电送不出去，那时每年都要开一次会，讨论怎么把二滩的电消纳掉，但是消纳不掉，没人要，到了丰水期的时候，计划外发的电一度只有2~3分钱。但是也有人提出，就算你把它变成了6个电网公司，在任何一个电网公司的管辖范围内它还是一家。此外，还有两个国务院发布的文件中提到了特高压。

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很快过去了，2002年起全国大部分地方又变得缺电了，浙江省尤为严重，竞价上网已难继续下去，自动消亡了。我当时主持分电，具体由电力处处长王骏和郝卫平同志做方案。最近，我指导一个本科生团队，比较了浦东和浦西的两个社区。

他访谈了一些曾在上海工作，后来又离开了上海的外籍（含港籍）人士，问他们什么是让他们留在上海的关键。这两条通道非常有趣，在早高峰的时候，是单向从浦西往浦东堵，反向则非常畅通，而在晚高峰的时候，拥堵的方向则正好反过来。很多城市在建设新区的时候都追求低密度，结果发现服务业仍然在高密度的老市区发展得更好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这两个社区房价相当，居民的收入水平相差不多，但两个社区有一个突出的差别，浦西的老社区人口密度相当高，而浦东的社区则是低密度的。

中国的很多城市仍然在醉心于打造花园城市。主张以业控人的人忘记了一件事，那些目前已经到城市来的人们，绝大多数人是因为城市对他们有需求才来的。

这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，问题是，欢迎高技能者，是否就意味着应该采取政策去挑选劳动者，限制低技能者落户本地呢？城市居民抱怨，周围怎么那么多外地人？而且很多都是文化程度不高的人？有些城市出于直觉，认为应该以业控人，在城市里要淘汰落后产能，有些城市甚至采取切实措施，清理低端产业。人口密度有利于服务业。而低密度的社区本身则成了睡城。更有趣的是人口密度与物价的关系。

在不同的城市之间，通常是更大的城市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更高，那么，是不是大城市就需要更少的低技能劳动者呢？不是这样的。有人可能会说，产业升级了，不就不需要低端劳动力了？这是一个巨大的认识误区，一个城市的活力恰恰在于它的低端服务业。这些外地人的失业率远远低于本地居民，若不是因为有对于他们的需求，他们找不到不作，也就不来了。另一种情况是，当一个城市的产业不断升级的时候，高技能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不断地提高，其产生的消费性服务需求（比如餐饮和家政）也不断增加。

低密度和宽马路的模式适于开车，而不适于行走，这就导致马路两边的行人达不到服务业所需的进门人口。除了这些原因之外，中国的城市发展模式也要做检讨，如果不及早纠正，将遗害多年。

在吸引高技能人才的同时，如果采取政策限制低技能者，这不仅妨碍了公民的自由迁徙和居住权，而且对采取这样的政策的城市也是不利的。同时，收入分配中劳动所得的比重持续走低，也成为制约老百姓服务消费的重要因素。

制造业对于就业的带动力相对较弱，一个制造业就业岗位的增加仍然带动1.6个本地服务业的就业。低密度导致服务业供给不足，进一步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。同样道理，即使在美国，高科技产业和制造业的发展也同样带来对于服务业的需求，其中，服务业的很多从业者都只有高中以下的教育程度。城市都喜欢高技能者，采取一些措施来吸引人才，比如对创业的扶持，这对于发展城市来说是必要的。低密度的结果是，街道上的人流少，而人流少的地方如果要发展服务业，就达不到服务业所需要的进门人口，实现不了盈利。真实的情况是，高技能者和低技能者在一个城市中是互补的。

如果将花园城市理解为花团锦簇，绿树成荫，这本身并不错。子女教育是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居住选择的因素。

外来高端人才的太太和孩子的生活当然是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，比如空气质量、外语服务、双语教育。越发展高技术产业，带动的低端服务业越多。

过去十年，中国的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从2001年的40.5%增长到了2012年的44.6%，正在靠近标志性的50%的门槛。二、以业控人是南辕北辙服务业分为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。

某次，在一个会上，有位在上海多年的香港籍人士发了个言。一方面，人们需要更多地开车去消费服务业，造成低密度社区与市中心的通勤压力，加剧交通拥堵和尾气排放。但是，同一个国家内部的城市之间，却不应照搬一个国家对外国移民的政策。在一个生产单位里，既需要工程师，也需要清洁工。

在最近十多年的时间里，持续的低利率政策鼓励了投资，相应的，使用资本更多的工业部门（尤其是其中的重工业部门）增长迅速，挤出了服务业的增长。大城市对于大学毕业生有吸引力，有利于发展现代服务业。

在我们的对比中，高人口密度社区的餐饮、健身房、KTV、咖啡厅、超市、水果店等的数量远远超过低密度社区，而且前者的餐饮业上座率也明显高于后者。由于各个城市都给予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（或一定技术职称的人）获得本地户籍的优先权，在户籍与福利挂钩的情况下，高技能劳动者受到了留在城市的鼓励。

进入 陆铭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服务业 。细心的读者会发现，50%这个点对于中国来说已经来得太晚了。

进一步的结果就是，此类服务的需求相应下降，服务需求得不到满足的高技能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和生活质量下降。一些城市型的国家（如新加坡）更是直接采取了倾向于高技能者的移民政策。对低技能劳动者数据的限制，将减少体力型服务业的劳动供给，其结果就是此类服务价格上涨，比如说，上海的住家保姆月薪已经接近香港菲佣价格。问题并不只是这样简单。

浦西是传统的市中心，优质的教育资源大都集中在浦西，结果，一些原本住在浦东的人，也为了孩子而搬到了浦西。美国的研究发现，每一个高科技产业的就业可以带动5个其他行业的就业岗位，其中，2个是相对高端的服务业（比如医生和律师），而另3个则集中在消费型的服务业（如售货员和餐馆服务员）。

这里的政府和居民会想，我们的城市应该更多地欢迎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高技能者。相对来说，较高技能的劳动者更多地集中在金融、贸易、咨询这样的生产型服务业里。

在我们掌握的劳动力市场调查数据里，如果将劳动者所在行业区分为体力型服务业、制造业和脑力型服务业的话，在更多用脑的专业服务业里，人均受教育年限为13年，而在制造业里，这个数据是11年，体力型服务业的人均受教育年限是10.8年。我们的数据分析显示，恰恰是因为高技能劳动者在生产和生活中带动了对于劳动者的需求，总体上来说，更大的城市中从事体力型服务业的劳动者比重更高。